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太平绅士主持华商大会论坛并发言

    第12届华商大会今日下午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希望集董事长刘永好、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等企业家就中国城镇化问题进行探讨。许荣茂作为“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发展机遇论坛”的主持人，在一开场就对城镇化的多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理解。以下为董事长讲话实录：

    这几年，我每年都会来成都，有时一年来两三次，每来一次就会愈发感受到成都这座城市巨大的能量与活力。现在用“炙手可热”来形容成都，一点都不夸张。245家财富500强企业入驻成都，113个国际知名消费品牌在成都开业，全球所有高端品牌酒店不断刷新着成都的客房数。今年，财富全球论坛、国际核工程大会、国际水利学大会，以及我们现在正在参加的世界华商大会等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顶级会议接踵而至，不约而同地选择在成都召开。我想这体现的不仅是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的眼光、气魄、能力和热情，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四川省特别是成都这颗中国西部的明珠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于它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国城镇化战略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些战略和改革毫无疑问都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这是机会，也是挑战！

    说到中国的城镇化战略，我们都知道，由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建部、财政部、公安部、民政部等14个部委，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面向2020年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可以说召开得恰逢其时。希望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可以擦出精彩的火花，为规划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启发。沿着这个思路，我想对中国的城镇化提几个问题并给出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许有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许有些问题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但希望通过这些问题，引发大家更广泛、更深入的思考。

    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城镇化到底是因还是果？

    有人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认为只要提升了城镇化率就会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从而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并寄希望于城镇化这个“因”带来经济发展的“果”。以这种思维看待城镇化，极易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比如城市的盲目扩张造成的各种“空城”、“鬼城”，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再比如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业农民涌入就业机会并不充分的城市，从而使城市落入贫富差距悬殊、城市贫民聚居、经济发展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也已屡见不鲜。我认为，其实城镇化是果而不是因。贯穿全世界城镇化的历史，我们不难理解，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专业分工的细化、产业经济的规模化自然带动的。虽然科学合理的规划能够为城镇化创造积极的条件并且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因”与“果”本末不能倒置。为什么要提“产业先行”、“产城融合”、“产城一体”？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城镇化是否应该有一条统一的路径？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城市要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这还仅仅是12个省区的情况，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么多的新城新区要实现城镇化，是否可以找到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路径呢？事实上，我们在一些省市已经感觉到了生硬模仿、同质竞争的迹象。从新城新区的定位到优先产业的挑选，从发展思路到政策细节，几乎看不出因各自经济发展阶段和优势的不同，而做出的实现城镇化的不同路径选择。中央为我们指明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的统领性思路，但我认为，在这个思路下，必须结合本地在资源、人才、技术、资金甚至文化上的优势和特点，走出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最大限度地发挥长处，规避短处，实事求是，把认准的事情做到极致。其实国外有很多非常好的小城市发展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以“世界经济论坛”带动旅游、餐饮和交通等众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瑞士小镇达沃斯，比如以享誉全球的电影节拉动旅游、酒店、零售业发展的法国小城戛纳，再比如围绕着波音公司蓬勃发展起来的美国小镇林顿镇；更有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美国硅谷小城镇群，谷歌所在的山景城、苹果公司所在的库比蒂诺、惠普所在的帕罗奥图，各有各的特色和发展思路；其实甚至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学城，也绝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然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城市管理体制、资源分配方式以及法治理念和环境等因素。

     我想提的第三个问题是：城镇化是个经济命题还是个社会命题？

    目前，有关城镇化的分析、讨论和报道很多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我们常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描述：“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城镇化是当前中国挖掘内需的重要途径。”“城镇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巨大的市场空间。”这些观点或许都没有错，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将大家对城镇化的思考局限在了经济发展这个单一的领域。经济发展固然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但我更认同另一种表述，即“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通俗一点说，就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要彻底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进城这件事从经济层面考虑主要是就业和消费，都是拉动GDP，但我想这远远不是全部。农业人口市民化带来的教育、医疗、环境、交通、法治、文化、家庭、社区、人文、道德，甚至行为规范的培养等等复杂而深远的社会问题更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希望看到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者能够跟生长在这座城市的市民们一样，按照城市文明理念下的规则行事，遵守交规、自觉排队、爱护环境。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做了多少努力去真正帮助他们变成跟我们一样的市民？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城镇化绝对是一个超出了大多数人想象的庞大而严肃的社会命题。

    我想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究竟应该是谁的城镇化？

    有人说，这是政府的城镇化，因为城镇化从战略的提出到规划的制定，从资金投入到成果产出，好像都是政府在发挥着主导作用。也有人说，这是市场的城镇化，因为城镇化概念一出，市场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许多行业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围绕城镇化的投资概念此起彼伏，感觉就要迎来一场市场的盛宴。还有人说，这是2亿多辛劳在各个城市角落的农民工的城镇化，因为他们才是引发城镇化这个话题，推动国家建立城镇化核心战略，最终因城镇化改变人生，自始至终贯穿了城镇化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论是从其他国家已经走过的城镇化历程来看，还是根据我们对自己国家现状的客观分析和预计，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中国的城镇化将是一个至少还要经历十几、二十年甚至更加漫长的过程。既然是这样，那么最终将会享受我们今天城镇化幸福果实的，当然也可能是为我们今天犯下的错误或者思考不足埋单的，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认为这其实应该是他们的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在许多方面一旦做了是很难退回去重来的，它的影响是会长期持续的，它最终带给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利与弊是要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评判和接受的。因此，我发自内心地呼吁大家——在参与城镇化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是在研究、决策还是执行的时候，都应该不仅仅考虑到眼前的得失，而且应该站在子孙后代的立场上多想一想长远的利弊。

    城镇化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我们有责任也有决心把事情办好，让它造福子孙！